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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做科研坚持最重要

发布时间:2020-02-04 23:31编辑:体育教学浏览(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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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3朱健康

    王晓东:做科研坚持最重要

    科学家 | 陈谐、黄超兰、王志珍、颜宁、于翔、朱静

      朱健康回来了,显得略有些拘谨。至少,在媒体面前是这样。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记录 | 刘艾奇

      4月28日,这位享誉世界的植物生物学家来到上海,在5位部级领导的陪同下为他的国内科研基地揭牌,全面启动在中国的科研之路。

    由清华大学、东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东润创新与未来教育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创新改变未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出席并演讲。他表示,坚持和自重是做科研很重要的素质,会让你的科研生涯变得自然、顺利。


      此前的两天,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大楼,这个引进他作为国内首批“千人计划”顶尖人才被引进的地方,朱健康接受了多家中央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等领导走后,他顿了顿,经一旁记者的提醒才坐了下来,接着是近20秒的冷场。有所察觉后,他开口说:“我嘴笨,不会说什么,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尽量回答。”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都知道,我很不喜欢的一个问题,是问我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不喜欢回答,因为这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但是今天在这个论坛上,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健康土生土长在安徽农村,后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了24年,至今还带着农民身上的那股淳朴劲儿。在事后的采访中,他告诉记者,“我感兴趣的是做研究,最擅长的也是做研究,给我一个团队带,把实验室做好。但像今天的这种情况(指与媒体见面),还有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是一点儿也不擅长。”

    王晓东: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非常让人激动和热烈的一个场合,我也感谢东梅女士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台上年轻学者获得成绩的时候科学大家杨振宁教授、杨乐教授这样的大家能够同台讲演,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颜宁

      中学一半的时间几乎都“睡”过去了    

    而且我尤其心里面有一点忐忑,丘教授讲清华和北大,我必须承认我是没考上北大又没考上清华的。那么今天能够到这个讲台上,我也在想给大家分享点什么?几天前当时想了这样一个题目,后来我这几天一直在纠结,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有点太大,而且还有点假大空的感觉。

    2019年6月21日

      在课堂上和在镜头面前的朱健康完全是两个人。相比记者,他在老师面前很放松,乃至有些“另类”。

    因为过去十几年,在国内也做一些科研和教育,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我们90后,我们的年轻一代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比我们这一代人有更加直接的直觉和真实的感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反而是被很多的这样假大空的思想,我们都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所以今天我就决定我也不讲这样的题目了,那么我就想跟在座的年轻人,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我认为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个像你们一样,一个年轻的学生,对科学有很大的热情,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走上科学道路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说我后面几十年科学生涯的节点,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当然。

    第五届Women in science论坛

      如果回到30年前,在皖北一个小镇的教室里,一定能找到那个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高中生,这名高中生还敢对着授课的老师说:“我上课可能会睡觉,这是控制不住的,希望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嘲患有多动症的朱健康,“看书、工作、学习超过半小时,就得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活动活动。”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大三的时候,我们在修一门微生物课,我顺便也提一下,我清华、北大没考以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在大三修一门微生物的实验课,这个实验课做什么?就是要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口腔做一个刮片,然后要观察,在我们口腔里面很常见的一种寄生的微生物。这个课是下午两点钟开始的,谁看到了这个螺旋体谁的实验就算结束了,你就可以回去了。这个课下午两点钟开始,到了下午六点左右,所有的同学都走了,就只剩一个比较笨的学生还没看见,还在那儿看,那么这个学生就是我。

    6月21日,已办到第五年的Women in Science论坛的会场过道台阶上坐满了闻讯前来的学生。老中青三代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坐在清华大学的讲堂里,她们是陈谐教授、黄超兰教授、王志珍教授、颜宁教授、于翔教授、朱静教授,以及主持人刘旻昊博士。她们谈论自己的经历和见解,讲述科研中的苦乐与体会,与在场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们一起讨论科研道路上的困惑和压力。

      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睡过去了”的孩子,在30年后竟然获得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王晓东之后第二位在中国内地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这么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当然也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吃饭点,大家都知道吃饭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大学同学都知道,在大学吃饭可是一个大事,错过了饭点,尤其80年代,错过了饭点好菜都没了,所以我们心里已经慌了,这个时候楼道里面走过来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往实验室里面看了一下,他当时的想法肯定是这个同学,怎么人人都走了,就还剩你一个人没走,这学生得有多笨呢。那么这位教授刚好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薛少白教授,薛少白教授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但是做80年代初我们的薛少白教授相当于清华学校的徐教授,那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刚刚从国外回国的中青年学者,我们对他非常的敬仰。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教授我们经常是可远观不可近临也,我们不可能有机会跟他有接触。

    诚然,科研中面临的压力从来是两性都有的压力,但对于女性而言,时常又别有压力。在科研道路上,作为女性经历过的最大障碍是什么?40岁以后就真的不是科研的黄金期了吗?科研和睡觉哪一个更重要?我真喜欢做科研吗?要不要出国读博士?来看她们怎么说。

      “那些课真的好枯燥,老师也缺乏激情。”朱健康的理由很简单,看上去有些孩子气,但在七八年后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教室里,继续攻读硕士的他依然如此。

    那么这位教授在那天看到我这个学生,人家都走了,吃饭点也到了,在那儿折腾不出来这个事,对我也有一定的同情心,他就进到实验室,说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那儿。我说薛教授我这个实验要看到这个螺旋体才能走,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么教授说我帮你吧,他就坐到我边上,他就在那儿看,结果看了半天,说你这个确实没有。

    出席2019年Women in Science论坛的科学家。以上科学家从左到右为:颜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谐:凝聚态物理学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黄超兰:北京大学医学部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王志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朱静: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于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旻昊博士: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行政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不过,偷懒总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第一次高考(微博),朱健康的总分离当时的中专线还差3分,虽然这样的分数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小镇已是名列前茅,但他自己依然感到“很差,差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样那你看不到又不能走,我帮你,他自己在他嘴里面做了一个刮片,也做成了一个放在显微镜下,找了半天,找了一会儿你看我已经看到了,你来看看,我就在那儿看了半天。我也在看,结果看了也还是没看到。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纠结,因为我特别的想说我看到了,因为第一看到了就可以走了,再一个在这样一个受人尊敬老师面前,人家帮你,人家说就在这儿你看一下,你怎么还看不到,这人眼神能有多差。

    颜宁老师组织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举办女科学家论坛?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做科研?

      他并不是个“分数主义者”,也并非一定要考上名校,那时的他丝毫没有成绩、学校的概念,“能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不给家里添负担就够了。”

    但是我当时经过了人神交战,我说对不起老师我还是没看到。结果薛老师就说算了你走吧,你去吃饭吧,这个课就落到我身上了,我说那好,你说了,我就走了。所以我就抱着满身的遗憾去吃饭了,结果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第二天在上完课以后,我的班主任说王晓东,薛少白老师今天晚上请你去他们家一趟,我当时心情一下就觉得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完呢,没看到就没看到,我当天到他们家他就告诉我说我希望你考我的研究生,因为我的研究生有出国名额,考了以后你就可以出国,然后到美国学习。

    颜宁:你想不想做科研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想做的话,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噪音,承受很多的压力。我们相信每个人在事业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困惑,都会经历高低起伏。今天我们请来了处于事业不同阶段的女性科学家,我们很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与大家分享。

      在县城中学补习了一年,他考上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了一个此前在一本数学教辅杂志封皮上见过的学校——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微博))。当时,比他高考总分低几十分的同学,也有进入清华(微博)、北大的。

    当时出国没有像现在很正规的渠道,是没有这样渠道的。那么出国的路是非常窄,而且像我这样的学习一般,也不是很好,然后清华、北大也没考上,拼颜值没有那么强的优势。但是薛少白老师居然要求我去考他的研究生,我就考了他的研究生。

    如果大家想做科研,我们会让你看到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但关键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并非是鼓励大家做科研,而是鼓励有志于科研的人。给你一些勇气,这就是我的初衷。

      “考上考不上名校都无所谓,兴趣最重要”,当时的朱健康几乎没什么特别浓厚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全用来打基础、学知识了”。大学期间,他曾一边在学校做保安,一边给留学(微博)生开武术训练班勤工俭学,也大多是为了生存。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太大,因为这件事情告诉我,你如果坚持,你对你自身的尊重,你的科研生涯一切都会很自然。因为我们对科学,也许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也许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当然另外我也想最后跟大家说保持口腔卫生非常重要,谢谢大家。

    颜宁: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但关键是遵循自己的内心。| Women in Science

      这一点和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朱健康此次在上海挂牌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先期将专注于植物在逆境环境即干旱、盐碱等情况下的生存状况,属泛生物学领域,但中学时,朱健康对生物课却丝毫不感兴趣,“要记、要背的名词太多,太枯燥”。

    搞科研,性别是不是障碍?

      不过,他并没有逼着自己去尝试喜欢某一门课,“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除非碰到比较好玩的、自己喜欢的教师,朱健康才会从课堂的“睡梦”中醒来,瞪大眼睛听上几句。

    于翔:感觉很多优秀的女生研究生读到第三年、第四年,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要不我不做了吧,找个好老公嫁了吧。男生一般不会想找个好老婆嫁了吧。这一下可能会耽误两年时间,比较迷茫,没有好好的做课题,也没好好干什么其他事情,等到想清楚的时候错过了宝贵时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听到我的导师和几个女教授讨论,说做科研“you never know if you are good enough”。我因为读研的时候听到了教授们的这次谈话,就一直在try,我觉得只要从内心非常想做就要去try,不停地try

      做科学研究要学会质疑和寻找兴趣

    黄超兰:感觉在国内,我的学生都有一个焦虑,说是到了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都说28岁很老了,得想着成家立业了。这个是女生会遇到的障碍,一定要突破“某个时间段就要干什么”这种想法的束缚。

      去美国之前,朱健康在北大念了一年研究生。期间,一位十分有名的气功大师到学校做了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这位大师的报告把他绕得云里雾里,一会是飞檐走壁,一会是包治百病,“我竟然全都信了”。当时在场的很多师生和他一样也都信了。

    陈谐:我没有一开始就想做科研。小时候据说我想卖饼干。上学以后我成绩好,但是经常听人说女孩就这样,小时候好,等上了高中就不行了,我当时很严肃地想,要是高中不行了怎么办。研究生去了MIT,还想着学两年物理可能转到金融领域挣钱去。逐渐地我认识到,我很喜欢做科研,我也有做科研的能力,也就一路走了下来。我很幸运,从小到大,家里人和老师们都很支持我,没有人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做这个啊。 家里人一直鼓励我说,你喜欢就去做啊,为什么不去做呢。

      过了3年,朱健康又碰到了这位气功大师。彼时,他已经来到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大师的报告内容与3年前类似,朱健康却越听越烦,气功大师说的每一句话、举的每一个例子他都不相信了。“大师所说的每一个实验都没有具体的地点、时间,基本是泛泛而谈,没有出处,一点都不严谨。”比如,气功大师说他发功能改变细菌的DNA,以此治愈疾病,但在报告结束后,朱健康问“大师”“DNA是什么”,他却表示完全不清楚。

    搞科研,年龄是不是障碍?

      不过,朱健康是真的想不起来自己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研究产生兴趣的,又是如何抓住这种兴趣的,但他可以确定的是,通过在美国的几年学习和那次对气功大师态度的改变,他有了质疑精神。

    常有人说,历史上有名的大科学家都是40岁以前做出的成果,过了40岁,真的就不能做研究了吗?年龄究竟是不是科研的障碍?

      有了质疑精神之后,人会变得较真起来,很容易看到那些虚假的、不可信的、不喜欢的,或是新鲜的、奇怪的东西。在这种较真劲头的潜移默化之下,这位曾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世界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0多篇研究论文、世界植物科学领域发表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渐渐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一辈子要反复质疑的工作”。

    几位教授掷地有声:搞科研并没有什么黄金年龄,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老了阅历广、思维开阔,都能做出自己想要的成绩。

      兴趣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一旦黏上了就像拥有个心爱的宝贝一样“爱不释手”。朱健康说,这就好比中西方对待科学态度的差异。在西方,科学精神几乎融入了生活的各个部分。比如除了工作,吃饭、喝咖啡,包括在酒吧喝酒时,都在谈科学相关话题,即使偶尔会游离,但很快又会回到科学的话题,在这样的交流、讨论中深受启发;而在国内,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谈科学,很多时候会显得有些无趣。 

    陈谐: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而这样的说法会制造很多焦虑。比如我们小时候,老师喜欢说人如果能活80岁,每天1/3的时间用来睡觉,其他时间如果刨去吃饭什么的,你算算你有多少时间用来学习?没多少时间!后来长大了才发现不是这样的,这是老师鼓励你、激励你的一种方法,但也制造了很多焦虑。我觉得对于在座的同学来讲,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比浪费时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人的一辈子长着呢,你该吃饭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处理其他事情就处理其他事情,按部就班的来。另外,我不觉得智力到40岁就怎么样了,这完全取决于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老师激励大家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不必过于焦虑,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在40岁之后或者是再往后做出很好的研究工作,这种例子有很多。

      和兴趣打交道的时候,朱健康并没有太多的压力。就像他的工作状态,很让人羡慕——“每天集中注意力工作4~6小时,其他时间多半就是玩儿”。他发现部分中国学生的最大问题是“埋首苦读”,虽然耗费了数十小时躲在图书馆里,表面上看似很用功,事实上却“不求甚解”,“最重要的是效率!”

    颜宁:在生物方面,我都可以随便信手拈来例子,你看著名的施一公教授,他迄今最重要的工作spliceosome什么时侯做出来的呢?45岁以后做出来的。再比如说我的偶像Brian Kobilka,他是1955年出生的,他的第一个GPCR结构2007年做出来的,而得诺奖的那个关键结构则是2011年做出来的,早就年过半百了。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

    从我本人的经历,我现在觉得记忆力是不如小时候好了。小时候一首诗随便拿过来就背下来了,现在我看论文,一些新的单词,尤其是医学的单词,我翻来覆去又写又记的,但是如果不再重复几次还是会忘。但是另外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你接触的也多了,联想能力、视野、品味等等都不一样了,又多了这些优势。所以我觉得就生物学研究而言,我是不认可所谓科研年龄黄金期的。

      不过,兴趣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找到的。甚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那次改变朱健康人生轨迹的出国,他都是在“随大溜”,“看到北京大学(微博)很多师兄师姐,抱起GRE、托福的单词书在操场上背诵,感觉很有意思,我就报了名,没曾想就考出去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人通常越大distraction也越多,有很多事情牵扯你的精力,不管男性女性。不仅仅是家庭因素,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学而优则仕,到一定程度很多人都去做行政当领导了,这都在跟科研竞争一个人的精力啊。所以影响科研状态的因素有很多,年龄本身未必重要。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但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寻找。”朱健康总结道。在这条寻找兴趣,乃至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三位导师对他的影响甚大,其中的两位还有点“怪怪的”。

    黄超兰:什么叫成就?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努力去做,就能获得成就感。| Women in Science

      第一位是他刚去美国时的硕士生导师,一个副教授。这位副教授极其认真、严谨,严谨到有些古板,以至于很少有学生会喜欢他。一次,这位副教授开了一门选修课,结果只有朱健康一个人选了这门课。一个多小时的课下来,这位副教授在黑板上写个不停,嘴中也不停地念叨着,丝毫不在意坐在第一排睡觉的朱健康,直到下课结束。

    黄超兰:我爸爸从沈阳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当教授,后来全家移民去了香港后,我父亲一心为了能继续自己的药学专业,就去考了香港执业临床药剂师的证,任何专业证在香港都是非常难考的,在殖民地时期加上新移民,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年龄大了就放弃,而是边工作边准备了两年,考到证之后已经60岁了,年龄并没有阻碍他之后的发展。

      读完硕士,朱健康跟着另一位在普渡大学的导师读博士,这位导师依然不受学生的欢迎。导师有个习惯,每周都要花上一个小时来听学生汇报,说说自己这一周做了什么。在朱健康之前,甚至有四五个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折磨而选择退学,朱却觉得很有意思,“每周都有一次高强度的谈话,互相更新知识,收获很大”。

    外国人大都不考虑年龄,很多科学家都白发苍苍的,但还在积极而兴致勃勃地做科研。我在港大读博时,导师给我的是一个和他的无机合成催化发光完全不相干的课题——研究质谱机理,属于物理化学范畴,很多时候我要自己解决问题,主动找不认识的德国工程师学习。所以不管有多难,但只要你想做,就一定能够做成!

      最后一位是朱健康在亚利桑那大学吐桑分校任教时的系主任,与前两位不同,这位老师深得包括朱健康在内几乎所有老师的喜爱和推崇。本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行政领导却显得十分低调,并鼓励年轻学者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他对朱健康说:“系里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很花时间,你还年轻,要多做研究,委员会的事情少做一些没关系。”如此开放的胸怀给了朱健康更多的科研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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